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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是农产品批发市场“脏乱差”的原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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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9 11:32:03

集体经济是农产品批发市场“脏乱差”的原罪吗


自6月11日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引爆新一轮北京疫情,18天来北京新增感染病例318例(截至6月28日24时),防控标准回调为二级,日均检测采样达到50万人。激增的政府社会成本支出及相关官员的撤职查办、原已复苏的民营经济遭受再次重创、经历半年抗疫已有疲态的干部群众精神心理再次承压,各种力量的交织撕扯下,社会上瞬间形成一股“原罪”的急流喷发出来。

一种声音主要来自直观性观察,武汉、北京两次疫情均始发于农产品批发市场,随即将批发市场与“脏乱差”画上等号。其实,根本问题并不在批发市场本身,而在管理是否科学规范到位。去过日本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人,可能都会对屠宰环节有专门密闭空间以保持外部路面清洁、摊位之间有清晰边界、消杀环节的严格管理等留下深刻印象。

另外一种声音则来自对农产品批发市场运营主体的省察,诸如:“首都菜篮子这么大的事,怎么能交给一个村级批发市场?”以胡冰川先生《食为天|且莫“打倒”农产品批发市场》一文为例,似乎将“脏乱差”归因到集体经济了。其思考路线是,农产品批发市场不能引入现代化管理模式的原因在于缺乏职业经理人队伍,职业经营人队伍进入困难在于集体所有权,疫情过后要对现有集体产权形式的批发市场进行国有化改造。

为此,笔者专门征询了一些集体经济行政监管负责人和集体产业园区的职业经理人,就集体经济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以便找到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

集体经济也可以引进职业经理人。早在2010年北京市委农工委、市农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管理、指导和服务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在具备条件的地区积极探索建立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聘请职业经理人的新机制”。实践中也不乏成功案例,如房山区窦店镇窦店村集体允许管理人持股、还设置了期权股,顺义区赵全营镇北郎中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直接设置了技术人员股,房山区韩村河镇韩村河村集体企业早已上市。仅举一个例子,东升镇博展股份社引入职业经理人团队,并配套增资扩股政策,十年磨一剑,在房地产开发商曾摒弃的一片高压线下的堆满垃圾的300亩集体土地上,建成海淀区东升科技园一期,实现了集体经济组织自主建设、自主经营、自主管理。2019年园区产值已达235亿元,亩均产值近8000万元,租金含物业费8元/平米/天,可以讲是在北京市单位面积税收贡献最高的园区之一。

集体所有不等同于成员所有、村民所有。事实上,北京农产品批发市场不都是集体所有的,还有作为国有大型综合批发市场和农业农村部定点批发市场的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集体所有不等同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有,亦即归村民所有”。须知,集体资产不可分割,集体所有不是“按份共有”,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的成员股份只是收益凭证,因而,集体所有不能认为就是成员所有。再者,在城乡结合部地区外来人口密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不能等同于村民,“成员所有”与“村民所有”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集体经济并非一种古老的制度。集体经济组织确实与存在了几千年的融合了血缘、地缘关系的村社社区制度具有历史上的渊源关系,但是集体所有制是建国后在党的领导下才建立起来的。《宪法》里已经说得很清楚,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民法总则》里也已经有了“特别法人”的定论,今年“两会”通过的《民法典》又做了进一步阐述,国家有关部门也已于近期正式启动了集体经济组织专项立法工作。北京郊区在2010年前后,90%以上的集体经济组织完成了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转型,也就是说,目前实际运行的集体所有制大致只有十年的时间,即使从1956年高级社的传统集体经济起点算起,也就60多年的时间。

认真研究北京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发展史,不难看到集体经济这种处于幼年阶段的组织形态的新鲜生命力及其唯一不可替代性,主要有以下五个特殊功能:

首先,社会成本内部化。一个批发市场能够将首都70%以上的农产品供应规模化、集约化在一个村内解决,为全市节省了大量的土地、存储设施,并有效降低了市民菜价。

其次,交易成本节约化。村级农产品批发市场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根本原因在于有村集体所有制在产权碎片化的土地整理方面的制度组织优势。半年来新冠疫情没有普遍向农村地区扩散,相当程度上也得益于全国58万个村集体的动员组织优势。

三是收益在地化。村集体通过收益高积累高投资,集体经济得以快速扩张,同时,又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四是开发立体化。农产品批发市场作为产业龙头,集聚了全国各地的经营者群体性多元化需求,村集体整合产业价值链,形成了包括房地产与物业管理、建筑材料、客货运物流、咨询、酒店等在内的集体资本下的托拉斯。

五是产权社会化。集体经济既包括产权封闭的集体经济组织母体,还包括产权开放的集体经济组织下属各级企业,完全可以做到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产权社会化。